浅谈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受戒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浅谈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受戒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浅谈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受戒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乡土系列]小说,洋溢着和谐清新之美,处处充满了对健康美丽人性的描绘。他以优雅散淡的笔触,灵敏细致地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他的小说从容平淡,给人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就像一幅幅生动活跃的画,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

浅谈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受戒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汪曾祺 人性 人生哲理 爱与美

浅谈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受戒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一、前言

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产量不多,然而却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的小说有非同一般的人物形象、虚实相间的情节、超凡脱俗的艺术氛围,因而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汪氏”叙事风格。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汪曾祺的作品是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新时期文学自发端以来,就以其崭新独特的风貌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格局。然而,从“伤痕”、“反思”文学对过去政治的批判、否定,对人性人情的追思与呼唤,到“改革文学”对现有时代气息的敏锐反映,却无一不是十七年文学政治视点的延续,是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政治观念的反映。在这些文学气息还方兴未艾之时,刘绍棠、汪曾祺等人,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他们都力图在作品中展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文化意识,注重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把握,揭示劳动人民的思想、性格中美好的一面,以及这些美好品德所产生的文化根源。这一文化审美倾向的确立,是对建国以来文坛上单一的政治视角的巨大反拨。

二、独特的叙述风度和文体

(一)浓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二)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

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对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使他们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 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对原生民间形态的欣赏还表现为赋予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 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汪曾祺写得较多的是私奔故事。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小姑娘爱小和尚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

(三)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他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这种写法很有点“三纸无驴”的味道。但是汪曾祺却能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三、独特的语言风格

语言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任何一位作家在行文时都格外注意语言、修辞等的应用。而汪曾祺在每次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必谈语言。他认为,“语言本身是艺术”,而语言这种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能感染读者,给读者带来快乐,而且一个作家也要从语言中获得快乐。这是汪曾祺对语言的独特感受,或许正因着这么一种感受,才让他的语言呈现出朴素自然的特点,给世人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一)音乐性和节奏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段优美而简短的乐章。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的体裁上(短小而精悍),更多的则表现在小说的句式上。小说大多采用短句,偶尔夹杂一些长句,长句的娓娓道来和短句的戛然而止结合,一收一放,使语言富有极佳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例如在《受戒》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道: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 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 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 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 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且不说刚开始以两个短句为段,第三段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就极富艺术性。看起来像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起承转合之间安排的非常和谐,错落有致。读起来跌宕起伏,犹如诗词一般。汪曾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二)诗意性和画面感

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诗意性与画面感使汪曾祺的小说具有灵动性的美感。诗意,这个词并不陌生。海德格尔曾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利用诗意的语句来表现诗一般的人生,即使生活远没有那么令人满意。散文诗话的语句充溢着每篇小说。汪曾祺一直致力于小说的文体创新,他在创作时加入诗的成分,使小说诗化。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修辞和布局上。在《复仇》中作者开篇就引用庄子的一句话: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而消解。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仇恨或外界所累,应该在追求本身的自我。引用庄子的话,不仅概括了文章的主旨,而且增添了文章的古韵味。

(三)口语和书面语的完美结合

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这种文化的积淀自古就有之,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蕴蓄,就形成了一种“书面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增添文章的底蕴与深奥,让文章显得悠长而具有深味。与这种“书面文化”相对的则是一种“口头文化”,它是一种民间文化,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它集中就表现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很接近。他自己也说:我对民间文学是有感情的,民间文学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技巧使我惊奇不置。而当这种“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一结合,就变得雅俗共赏,俗中见雅,既符合知识分子的阅读要求,也给平民带来了阅读的方便。比如在《大淖记事》中描写挑夫们吃饭时,就这样写道: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这不仅形象的写出了挑夫们的吃相,显示了他们的淳朴与可爱,而且诙谐幽默,读来让读者不禁嘴角微扬。看到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饭了。

方言的使用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是常见的。比如在《受戒》中写英子母女“身上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苏北方言中把一个人穿衣服整齐、干净、有模有样就称之为“格挣挣的”;比如还有在《大淖记事》中,描写女挑夫的外貌,“她们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他是采用这样的俗语做进一步描绘的,“按照当地的说法:苍蝇上去都会闪了腿”,这样一句,就使得文章妙趣横生。汪曾祺长在高邮,又曾经到江阴、上海、昆明、香港、越南等地,大江南北的闯,加之他对民间文化的喜爱,民间文学资料自然成为他的一种创作素材,所以他的语言通俗而平直,不卖弄,俗中见雅,看似平常最崎岖。“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与别的语言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的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有人说他的语言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一连串起来就很有意味。这就是对俗中见雅的最好阐释。

四、独特的美学追求

(一)回忆性的小说叙事

“小说是回忆”对汪曾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观,距离的拉远把各种急功近利的感情缓和下来,悲伤、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来等等都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心态上呈现出没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应地,叙述话语也是一样的舒淡平和。汪曾祺对“小说是回忆”有独到的诠释: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小说“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他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说:“经长久的学习和磨练,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为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发现大部分小说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以《受戒》为例,这篇小说成文于1980年,而文本内容呈现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的时间差,神秘地使回忆文本具有了某种美学效果。43年的时间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对这些片断的审视,由于远距离的关照,使得作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着既往的人和事,清醒而冷静地审视着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薄的评判,略去应有的功利主义,从而使文本获得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读者也会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二)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获得殊荣,这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和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风俗画艺术是汪曾祺小说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画”是文学百花园中不可少的一只奇葩,风俗画小说不仅有审美价值,也有认识价值,对于研究民风和国情有重要帮助。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着眼于民俗民情的细节描写,很精当地造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氛围。

汪曾祺是以自己的故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在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去构筑一个美的世界。在《大淖记事》中,风物描绘占全作的二分之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淖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进了优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虽然“长满了茅草和芦荻”,但春夏秋冬碧绿、雪白、枯黄、各呈异彩。做小生意的,以和为贵,凡事忍让,相安无事。兴化帮的锡匠们很讲义气,又极正派。世代居住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的挑夫们更是安贫乐道,他们勤劳,善良,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他们日常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女挑夫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受戒》也是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在《受戒》中,风俗与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苏北的民风民俗放焰口、歪荸荠、唱薅草歌、挑担藕等等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构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成为故乡民间世界人情美、人性美的载体。事实上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便是人生的艺术性。

(三)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首先,来看《大淖记事》中对巧云的描写: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

这里先用白描刻画巧云外貌的美,特别突出她的眼神特点;然后又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人的反应中烘托巧云的美。

这一段景物描写渗透着人情,情与景和谐,富有诗情画意。意象的飘动重叠中,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读后让人感到一种氛围,一种韵味,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正如汪曾祺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语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语言决定于作家气质。把语言提到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在长期与语言游戏、玩味、揣摩、较量中的深切体会。总之,汪曾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有着“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美誉,他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开创、回忆性的叙事方式、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具有卓姿独立的美学特征。

五、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所以其作品一出现就立刻激起强烈反响,并且受到经久不衰的注目。如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一样,汪曾祺的苏北世界同样令人难忘,因为,他在对劳动人民“苦趣”的抒写中放射着人性的光彩,在优美恬静的描写中给人以全新的人生体悟。那些淡泊、通达、笃厚的小镇人物,是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选择和复归。他的小说,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的纠缠,用水洗过了一般清新质朴的语言叙写单纯无邪的人性人情和古趣盎然的乡风民俗,使充斥的愁云密布、哀伤惶惑的新时期文坛蓦地出现了一抹亮色。

汪曾祺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特殊贡献,是他沟通了新时期乡土文学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3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联系,成了80年代民族文化小说的代表和寻根文学的先声。正是在文化反思这一点上,汪曾祺的创作启迪了新时期作家寻根文学的创作。正如人们从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到了沈从文、废名一样,人们也从阿城、何立伟的作品中看到了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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