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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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文:老张在路上

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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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1968年8月3日,作家杨朔服过量安眠药离世。

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或许早已经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他的散文代表作品《荔枝蜜》、《香山红叶》、《泰山极顶》、《茶花赋》、《海市》等,都曾经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1984年,在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杨朔被称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在章节篇幅的安排上,介绍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的散文占一节,介绍冰心、吴伯箫的散文占一节,介绍曹靖华等的散文占一节。以上三节占据了一章篇幅。而杨朔却独立成章,分析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占了三节篇幅。如此特殊待遇,表明了杨朔散文的地位。

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在当代文学史上,那时的杨朔和秦牧、刘白羽当代散文写作三大家。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这三个人的散文创作,一般会说,三人中秦牧的特色以知识性见长,刘伯羽以雄奇见长。

杨朔散文创作则是著名的三段式结构:“物-人-理”或“景-人或事-情”,这在那个时代被称这“杨朔模式”。

这种模式大致类似于古代散文的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不过杨朔在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也就是所说的最后画龙点睛。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在泰山上没有看到日出,却看到一场更加壮丽的日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等等。

《雪浪花》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的散文, “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杨朔模式”是一代人写作的“样板”。

《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11篇是写小溪的,8篇是写日出的,5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

杨朔散文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初,已逝世十多年的杨朔散文东山再起,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代表人物,受到推崇,被“经典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杨朔散文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质疑,甚到有评论家批为“台阁体”。

杨朔的多篇散文名篇创作于1961年,正值大饥荒年代,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赞美的激情。所以有评论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

庄周在《齐人物论》一文中说,“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随着 “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回平地。陈思和1999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待。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几十年后,杨朔当年曾经的同事资中筠说。

02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的一座历史名城。直系军阀吴佩孚、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璇、知名学者阎崇年,原北京市市长林乎加等等,都出自于蓬莱。

杨朔1913年就出生于这个后来被他写进《海市》的蓬莱。

杨朔原名杨毓瑨,字莹叔,1937年改名“杨朔”。杨朔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母亲柳端漪出身名门。在他不满5岁时父亲因病过世,从此家道中落。

杨朔6岁开始上学读书,13岁毕业于蓬莱县志诚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杨朔跟人学英语,自修汉语。15岁时曾在母校初级班任初小教员一年。

杨朔愿望是走出蓬莱继续求学深造,然而困难的家境无钱供读,于是他决定出去闯闯,1929年秋跟随在哈经商多年的舅舅“闯关东”,就这样,杨朔来到了哈尔滨。

杨朔来到哈尔滨后,起初在一家私人银行工作,因有英文基础,经人介绍进入英商太古洋行工作。杨朔在洋行附近的石头道街租了一处房子,工作之余,他先是在一家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每周去三个晚上。后来又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哈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读夜校,选修古典文学。

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夜校读书期间,杨朔师遇到了他的恩师、时任中东铁路局秘书,兼法政大学教授的李仲都(又名李仲子)。

李先生是清末贡生,江苏吴县人,学识精湛,对古典诗文造诣很深,在哈颇为有名。交往中,杨朔的出众才华且刻苦好学,深得李先生的赏识和厚爱,便约请杨朔每周去他家里,专心为其讲授古文学。

在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杨朔在诗词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诗文相继在《国际协报》和《五日画报》上发表,署名杨莹叔或莹叔。1936年杨朔在离哈前,李仲都先生曾设宴饯别,赠诗曰:“蓬莱山明水秀地,如此成才有几人。”

后来,李仲都举家迁往北平,建国后杨朔按照地址在京多方寻找恩师,一直未果,成为他心中的一大憾事。

杨朔在哈期间,正值国难当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1932年2月5日,日寇占领了哈尔滨。

1932年春杨朔结识了中共地下党、时任《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的方未艾(笔名林郎),共同的志趣和理想很快使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方未艾认识了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

在他们的引导下,杨朔结识了青年作家黑丁、萧军、萧红、罗烽、白朗、孔罗荪、金人等,成为当时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由于日伪当局加紧对反满抗日进步作家的打击和迫害,大家被迫纷纷离哈南下寻求自由与光明。方未艾因工作需要调离,金伯阳则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1936年冬,因发表进步诗作和跟地下党有联系,杨朔受到日本宪兵队特务的威胁,扬言要杀他的头。杨朔在太古洋行经理的资助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乘南下的列车赴上海,离开了哈尔滨。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朔辞去上海太古洋行的优裕工作,奔赴延安,

1939年初,杨朔到重庆,他在重庆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西安,到达洛阳,从洛阳渡黄河进入山西中条山,深入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访问。

1939年冬,杨朔去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从此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转战。

1944年冬,杨朔在延安写下七绝《雪夜遣怀》:“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鸡。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这首诗寄寓了杨朔的追求。

03

建国初,杨朔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他曾经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

1954年,杨朔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直到1968年辞世。

杨朔生前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并不是独身主义者,曾经有过婚姻,不过他的婚姻生活充满了辛酸与苦痛。

杨朔父亲三十多岁时,感染时疫病故了,那时杨朔还不到5周岁。杨母觉得自己年轻寡居,把儿子拉扯大了,就该给儿子早日娶亲成家,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祖宗,也算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杨朔读高小时,母亲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由,不顾杨朔的反对,硬是让杨朔与蓬莱城里一个姓衣的女孩订了亲。

举行订亲仪式那天,一家人和亲朋们兴高采烈,热闹了好半天,杨朔却一大早就跑到外祖母家里,用躲避的方法来表示对这桩婚事的抗议。此后,杨朔的精神负担一直很重,锁眉蹙额,郁郁寡欢。姐姐们偶尔谈及衣家的女孩子如何如何,他也总是冷漠地呆在一边,神情一派黯然。

1929年秋天,杨朔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在此期间,他曾有过女朋友。是一位姓阮的姑娘,正在读初中,对他颇有好感,常借故去找他。但杨朔由于自己已订了婚,不敢再接受别的姑娘的爱。出于朴素的孝心,杨朔总是不忍违拗母意。

1931年春天,杨朔回到蓬莱老家,与那个姓衣的姑娘完了婚。结婚那天,杨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杨朔却神情木然,满面凄凉。他依照当地的旧习俗去迎亲,在欢快的鼓乐声和嘈杂的人声中,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表面上一切顺理成章,事实上他却在吞咽着一杯苦酒。

婚虽然结了,然而新娘既无文化,相貌也平常,还缠过足,杨朔觉得实在难以和她相处下去。婚后,杨朔强压着心中的痛苦,忍泪装欢,以宽慰自己的母亲。

有一天晚间杨朔与好友们在外边喝酒,归来后,因醉酒而发泄满腔的怨艾,并放声大哭了一场。但当他酒醒之后,深怕惹母亲难过,便有意与新媳妇夜间高声谈话,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他怎么也难以抑制心中的苦闷,因此发生了不止一次的酒后痛哭。

杨朔的要求并不高,他曾私下和姐姐们表露过,女方不一定长得美,只要有些文化,举止大方,待人热情,也就可以了。就是这一点,他也失望了。婚假过完回哈尔滨之后,杨朔就多年不肯再回家乡。

杨朔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从来不肯欺骗别人。自从家里有了那个母亲包办的妻子,他既不敢大胆地向别人求爱,也不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

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曾有女子向他求过爱,他却把感情深深埋在心底,默默地忍受着寂寞之苦。他将自己这段不幸的婚姻久久地封藏在内心中,从不跟任何人提及包括他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别人一直以为他是独身。每每有人劝他成个家时,他总是笑一笑,推托工作忙,拒绝谈论此事。

1947年春天,杨朔到沈阳采访,遇到旧友罗峰、白朗夫妇。白朗是个热心的人,很关心杨朔的婚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姓尹的女京剧演员。这位女艺人出身很苦,长相秀美,戏也演得好。杨朔曾看过她演的戏,却不肯答应这桩婚事,结果惹得白朗十分生气,说是再也不管杨朔的婚事了。

后来,亲友们偶尔与杨朔谈及此事,问他是否计较那位女演员在旧社会的经历,杨朔却摇头表示否定。他说他当时东奔西走,行踪不定,不愿让人家跟着受累。再则,他说自己从事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而一个演员每天要吊嗓子练唱,生活上不协调,结合在一起是很别扭的。

1949年,杨朔进了北京,这时才得知他在老家妻子早在抗战时病故了。然而,心灵上的创伤,却终生再难以平复。他曾经说过,人人都有过爱情,然而他当年爱的是谁,却从未讲过。这已成为杨朔的终生之谜了。

(从左至右赵树理老舍杨朔)

04

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学者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

到了半夜,资中筠忽听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终于不治。

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尽管如此忠诚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左为杨朔)

杨朔的外甥女韩毓丽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为杨朔举行了追悼会。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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