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美文欣赏」龙应台:回家(名家美文欣赏及赏析)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带妈妈回乡。红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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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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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注:此文选自微信公众平台“阅读行动”

龙应台经典亲情美文5篇:独立宣言、寒色、胭脂、缴械、雨儿

龙应台:独立宣言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 。你给我足够的自由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 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 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 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我说没有。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我说,“会,说得不错。”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皮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 习 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陰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 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 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 ,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 ,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 ——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龙应台:寒色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之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生二年级时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提问者的态度是诚恳的,我却只能语焉不详地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烫的便当盒塞在书包里,书包挎在肩上,贴在身上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到门外就听到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的。晚上,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夜晚的甜蜜时刻。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松软的被褥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蒙眬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一年只有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还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越来越静,听得见墙上时钟嘀嗒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的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后,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去,也可能是被一张白布盖着,抬出去的。

和一个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某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份又一份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能更寂寞。

很多人在家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还有很多,很快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盒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车去市场,把两个儿女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儿女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又会怎样呢?

摘自《青春文学》

龙应台:胭脂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纹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的衰老的皮肤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纹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

龙应台:缴械“爸爸,是我。今天怎么样?做了什么?”

“在写字。礼拜天你回不回来吃饭?”

“不行呢,我要开会。”你说,“爸爸,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你,好像没听见。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壶,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

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却看见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树,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无人理会。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香椿”。花市喧声鼎沸,人贴着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凝视那两个字。小的时候,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原来它就长这样,长得真不怎么样。百合花不买了,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园,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开了吧?”

他仍旧把背对着你,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

他始终弯着身子在浇花。

八十岁的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子跑腿,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环岛。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台北来看你,你害怕,他却兴高采烈,“走建国高架,没有问题。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没法放心,你坐他的车,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全身紧绷,而且常常闭住气,免得失声惊叫。他确实很小心,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贯注,开得很慢,慢到一个程度,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人家以为他不走了,他却突然往前冲。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番茄滚了一地,被车子碾过,一地烂红。

再过一阵子,听说是撞上了电线杆。母亲在那头说:“吓死哩人喽。你爸爸把油门当作刹车你相不相信!”车头撞扁了,一修就是八万块。又过了几个月,电话又来了;他的车突然紧急刹车,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电话那一头不是“吓死哩人喽”的母亲;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刹车的力道太猛,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兄弟们说,“你去,你去办这件事。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爸爸只听女儿的话。”

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客厅的灯没开,室内显得昏暗,如此的安静,你竟然听见墙上电钟行走的声音。

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一言不发,先递过来汽车钥匙,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你说,“再怎么坐车,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

“好吗?”你大声地再问,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好。”缩进沙发里,不再做声。

你走出门的时候,长长舒了口气,对自己有一种满意,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游击队头子和平缴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从此不再出门。

“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你说,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你想他可能没听见你“没时间”的回答。

龙应台:雨儿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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